后现代公共行政 | 公共行政简史第9期

公共管理共同体 2022-08-24

一、引言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正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以效率为目标、以官僚制为典型组织形式的传统公共行政，在回应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现实时，从理论到实务都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其精神实质如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正在逐渐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

二、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著名行政伦理学家库珀(Terry Cooper)认为，“现代”与“后现代”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行政角色的两个“重要概念”。要讨论后现代主义，首先必须从现代性说起，因为后现代主义正是作为对现代性的不满与反叛而走上历史舞台的。“现代性”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还交织着争论、对立和冲突。

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

第三是福柯，他同样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对现代性的不满与现代性的发展如影随形，这些不满被贴上了一个统一的标签——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 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 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

三、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后现代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企业、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奠定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在此，有两点尤其重要：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后现代话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我们必需对话语意义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话语的条件做出严格的限定。其次，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我们期望在话语中看到的是意义之战，是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参与对话的双方应该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斗争的。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它所设想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民主前景。但是从实践的方面而言，它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才能通过其有意义的、切合情境的话语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地利用他们真实参与的责任来加强民主。

参考文献

[1]颜昌武.公共行政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个理论述评[J].南京社会科学,2018(09):62-69.

[2]王锋.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话语[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5):508-513.

[3]部分内容来自网络.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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